举报二手烟后，他失去了朋友、推荐信，及其他

文丨徐爽

编辑丨雪梨王

在学校，李迪几乎是 " 人人喊打 " 的存在。

从走出宿舍门那一刻起，烟头和唾骂总是随之而来。有时，带着恶意的手机摄像头会怼到他脸上。但这不是全部——校保安视他为捣乱分子，导师婉拒为他写国内申博的推荐信，学术论坛悄悄取消了他的参会资格，甚至有网友专门建了针对他的辱骂群。

这一切，都缘于他举报了学校里的二手烟。

李迪 30 岁，在北京一所艺术类院校读研。过去两年，他陆续向不同平台和有关部门投诉校园二手烟问题，多达上百次。

这种近乎偏执的抗争，很大程度上缘于生理上的 " 走投无路 "。李迪对二手烟和各种刺激性气味的生理反应比普通人剧烈得多，他几乎常年鼻塞、头晕，烟味浓烈时更是会呕吐、脸红，甚至哮喘发作，持续数小时才能缓解。

不久前，我在一家医院的耳鼻喉科见到了正在候诊的李迪。

他戴墨镜，留长发，穿军绿色风衣，背着印有艺术标语的帆布包——他说自己会刻意打扮成那些爱抽烟的 " 流浪汉文艺男 " 形象，作为一种行为艺术。说着他用力扯了扯自己的脸，自嘲地说原来不长这样，只是最近被二手烟熏多了，声音哑得不行，身体也浮肿得厉害，脸皮都松了。同学甚至怀疑他打玻尿酸失败。

出了医院，他一直戴着防毒面具。走在街上、坐在咖啡馆里，他时刻保持警惕，快速扫视附近——看是否有电子烟或打火机。长期的咽喉炎和鼻炎让他无法长时间讲话，我们的交谈也总会被不知从何处飘来的烟味打断。每到这时，李迪会立刻拿起手边的防毒面具猛吸几口。我明显感到，在封闭、有味道的环境里，他的思绪和表达比平时迟缓。

李迪遭遇的排挤，发生在国内控烟尺度不断收紧的背景下—— 3 月，上海卫健委发布了 2026 年的控烟工作重点，不仅推行 " 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识 "，还启动了公交站点法定禁烟区域划定工作。多处公交车站的禁烟标识下明确标注，违者最高罚 200 元。在香港，从 4 月 30 日起，将禁止任何人在公众场所持有电子烟、加热烟和草本烟。即便只是随身携带没有吸食，也同样违法。一旦被查获，最低罚款 3000 港元，最高可被罚款 5 万港元及监禁 6 个月。

控烟力度加大的同时，社会冲突频发。4 月 24 日，深圳一名女子在公交站台阻止男子抽烟，双方爆发激烈争执，并引发广泛关注。经警方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同时，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光明分局对该男子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行为处以行政罚款。尽管 2025 年，深圳就出台了全国首个《无烟场所建设规范》地方标准，并因此被称为 " 内地最严控烟城市 "，但个人行使这项正当权利时，依然要面对巨大的社会摩擦。

发生在街头的摩擦或许只是瞬间爆发，但在李迪这里，成了长达两年的 " 战争 "。这让我感到费解：在禁烟令不断加强、控烟早已成为某种文明共识的今天，禁烟这件绝对 " 政治正确 " 的事，为什么总是如此艰难？这段时间，我跟着李迪跑了几趟医院，看他四处求医，也看着他在这场与无形权力的持续抗争中，努力为自己的呼吸寻找一个出口。

读研前，李迪没想到校内的抽烟问题会如此严重。

他还记得开学第一天走进宿舍楼的视觉冲击：一个人蹲在墙角，边抽烟边玩手机。这让他震惊。在李迪以前的学校，同学们至少是下楼抽烟的。然而在这里，禁烟标志形同虚设，宿舍走廊总是烟雾缭绕。

为了自救，李迪买了两台空气净化器放在宿舍，又用海绵条把门缝堵死，这个方法换来了一小片清净。不到两个月，海绵就变成了黄色，但依然防不胜防——有时半夜，他在睡梦中会突然闻到顺着空调管道灌进来的烟味。

为减少头发吸附味道，李迪剃了寸头。每次洗澡，他都要寻找那些没有烟味的隔间——有的同学甚至会边洗澡边抽烟。他试着劝阻，问能不能换个地方抽，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很快，报复随之而来，有人专门跑到李迪宿舍门口抽烟，还把烟头留在地上。

李迪想过找宿管反映，但宿舍里一位表演系的室友拦了他整整一学年。

室友劝他，学艺术的人性格叛逆，越劝越对着干。每次李迪劝阻吸烟，室友就悄悄给对方送水果。李迪知道室友是在帮自己，可他不太认同这种做法。他说室友本身不吸烟，之所以这样，更多是怕得罪人——室友平时给导师打白工、跑杂务，当班长替人跑腿盖章，最终换来了一些好处：导师给了他一个莫言话剧里的小配角。

室友离校演出后，没人再拦着李迪，他走进了学校保卫处。

然而第二天，辅导员闯入课堂，把李迪带进约谈室。房间里没有监控，只有一个负责学生奖励与处分的科员。对方扬言要处分李迪，并给出了令他错愕的理由：学生守则和校规里，根本不承认吸烟是一件违规的事。

李迪不甘心，他投诉至学生处、总务处等多个部门，但都没有得到有效而正面的回复。每次接到举报，宿管总会故意拖延几分钟才去查看，然后回一句，" 别投诉了，没人在抽 "。

后来，一位老师来给李迪做思想工作，告诉他，2014 年北京市和教育部刚出台禁烟规定的时候，他们确实会去宿舍里抓学生抽烟，然而根本抓不过来——绝大多数学生都抽，老师也抽。对学生还能给处分，老师谁敢动？

校内求助无果后，李迪转而打 12345 投诉，基本上每隔一两天就要投诉一次。他通常不打电话，只用文字填单——因为接线员会把投诉转接到学校，让学校自查自纠。

填单后，12345 会派人入校检查。但校方总会让保卫处先拦一道，与此同时，保洁和物业全体出动捡烟头。等检查人员进校时，现场已经光洁如新。即便通过监控查到有学生在室内吸烟，12345 的人也时常推脱，说视频无法判断当事人是否在室内吸烟，不承认违规。万不得已才会处罚一两个学生。

在校外，李迪也投诉过一些公共机构。比如一次在国家图书馆，他发现有人在有禁烟标志的室外区域抽烟。投诉后，对方态度良好，反馈及时，之后他再也没看到过人在那里抽烟了。

在不断的博弈中，李迪看到了诸多政策法规与执行之间的参差。

《北京控烟条例》规定，" 吸烟区的划定应当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 "。但李迪发现，学校几乎每栋建筑门口、每个室外垃圾桶旁都配有灭烟柱。很多没有标注为吸烟区的地方，也会公然提供这些烟具。而那些标注有吸烟区的地方，位置也常常不合理——比如在教学楼通往操场的必经之路上、办公室和教室的窗外。还有一处办公室门口的吸烟区紧挨着禁烟区，而那片禁烟区其实是垃圾分类回收站——禁止吸烟不是目的，实质上是禁止明火。

真正适合吸烟的地方，比如建筑背面、不影响他人的区域，反而没有被标注为吸烟区。

他也研究过国外的做法：沙特有的公交车站会把吸烟区设在风吹不到候车人群的方向；日本有全封闭的室外吸烟亭，内置过滤系统。这样看来，并非管理难度大，而是管理逻辑不同。

2024 年，某高校的宿舍火灾引起关注，李迪所在的学校也开始集中整治宿舍消防隐患——一条常年堆放杂物和摄影器材的走廊，被认为堵塞了逃生通道，校方每天挨个宿舍求学生收走摄影器材。为了腾空逃生通道，学校特地清空了宿管的杂物间给学生存放器材。李迪好奇：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管理力度和执行标准，去整治室内抽烟问题呢？

轮番举报下，学校把压力转嫁到保洁人员头上——他们被要求更勤快地清扫烟头。保洁人员通常五六十岁，有时他们就守在吸烟者旁边，对方丢了烟头，他们立刻扫掉。在经常丢烟头、弹烟灰的地方，甚至要拿拖把在户外地面上反复擦拭，他们边拖边抱怨：烟灰拖了又有，拖了又有。

李迪偶尔也听到他们似乎在讨论和抱怨自己。在这些老人的认知中，这份额外的负担似乎是李迪造成的，而不是那些抽烟的人。

投诉的同时，李迪也在寻求其他自救方式。4 月，我再次陪他去了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他准备做鼻甲消融手术——缩小肥厚的鼻甲，把被挤压的鼻道重新打开。手术并非没有风险：有人术后得了空鼻症，导致严重的呼吸和睡眠障碍，甚至因无法忍受而选择自杀。

医生告诉李迪，这不是必做的手术，它只是改变鼻腔结构，并不能消除那些导致过敏的刺激性外界因素，且未来依然可能出现鼻塞问题。

但李迪仍然决定做。他被折磨太久了：长期鼻炎导致下鼻甲肥大，鼻道被生生堵死；鼻涕会倒流到嗓子，异物感挥之不去，几乎三天就能用完一大包抽纸；睡觉时只能张口呼吸，继而开始磨牙，硬生生磨出了颞下颌关节紊乱。他感觉自己的脸都磨歪了。

李迪说他只是个自私的普通人，没别人想的那么有责任心和正义感。如果不是对烟味有剧烈的生理反应，他也不会去劝阻和投诉，" 谁会没事给自己找麻烦呢？" 他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让自己少吸点儿二手烟，以及在被生活暴力对待的时候，反击回去，而不是忍气吞声。

李迪逐渐意识到，吸烟在这所学校似乎是被默许的——毕竟校领导们也在抽，也得抽。烟雾是谈生意、攒人脉的重要场域。有记者向李迪描述过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幕：去年在某电影节后台，一位校领导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给行业大佬们低声下气地敬酒。李迪也去电影节当过志愿者，当时后台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昼夜不息地有人进出，电子烟一口接一口地抽，整个房间弥漫着刺鼻的恶臭——那几乎是他到过的烟味最浓烈的地方。

表演系室友把这视作行业默契：搞电影的不能不抽烟，抽烟才让自己看起来像拍电影的。

一位女编剧曾经给李迪留言说，她闻二手烟会嗓子痛，但每次开剧本会必须强忍。同时还要记住每个编剧、导演、制片人喜欢什么牌子的烟，各买一包，逐一给他们点上。

在大多数高校，老师即使有烟瘾也会避开学生。但在这里，吸烟会被看作老师增强权威感的方式，他们甚至会在下课后和同学一起抽。某种程度上，吸烟成了师生关系的黏合剂。

李迪见过导师和同学聊着聊着就各自点起烟来；还有一次，他和一位女同学去找两位青年老师请教学业问题，女同学给老师递了根烟，平时不主动吸烟的男教师接过来点上；一位业界知名的老师上课，先拆开一包烟挨个发给同学，再自己点上火开讲。有同校学生在社交平台上私信李迪，说觉得下课能跟老师一起抽烟的人，期末加分更多，老师甚至会帮他们修改作品，介绍实习机会。

去年五六月，李迪发觉，最频繁来找他麻烦的，反而是三个完全不抽烟的女性：学校辅导员、书记，以及负责学生奖励与处分的科员。李迪无法理解，为什么不抽烟的人，言语可以如此恶毒？后来他意识到，无论抽不抽烟，他们都和校园乃至行业形成了共同体。

举报的代价很快反噬到学业上。

导师常以聊论文为由，把李迪 " 骗 " 去约谈。一门既不需要考试也不用交论文的 " 专题研究 " 课，导师不仅在一对二专题指导那天跷了课，还给李迪打了很低的分数。李迪向研究生院举报导师存在精神打压行为后，打压确实少了，学术辅导也彻底断了。如今两人间的关系勉强维系，除论文外，导师不再回复任何消息。

李迪打算读博。导师表示，可以帮他写国外的申博推荐信，但 " 国内的不行 "。理由是：不建议他在国内读博，因为就算换了学校，照样会碰到抽烟的人。李迪心里清楚，多半是上面施压，导师也不想因为这事惹上什么麻烦。

损失远不止这些。去年六月，他入选北大长江学者举办的学术交流夏令营。对有申博意向的人来说，这个经历写在简历里可能会加分。但那段时间，由于受不了校园里烟头和恶语的频繁攻击，李迪没撑到七月就离开了北京。还有一次，一篇原本入选某高校会议的论文，在名单公布的第二天，他的名字就从官网告示中被撤下来。他询问缘由，得到的回复是，" 搞错了 "。

读研前，李迪是深度影迷和艺术爱好者，几乎每两三天就看一部片子，还会专门花几千块钱飞去北京和上海，看艺术展、音乐剧或古典音乐会。如今，他决定不再踏入电影院、不再买哪怕一张电影票——主要是不想给他们钱买烟了。

作为哲学和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他时常反思：为什么电影里总是把抽烟的镜头塑造成浪漫、性感的符号？为什么法国的摄影作品上，到处是叼着烟的画面，配上涂得极浓的口红？

某次他看一个哲学系教授的课程视频，看着看着，对方突然掏出了烟，李迪吓得赶紧关上电脑——他怕那烟从屏幕里冒出来。

李迪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控诉校园二手烟，想提醒那些呼吸道本就存在问题、做过手术或对气味敏感的人，在艺考选校时多一些考量。然而这为他招致变本加厉的攻击。

有人专门跑到线下围堵他，有人拍了吞云吐雾的短片来嘲讽他，还有同学 cos 他穿防护服、戴防毒面具的样子。冲突最剧烈的一次，一位同楼男生报警控告他在厕所偷拍，侵犯隐私。但李迪说，他只是拍了对方在厕所抽烟的证据，手机始终未进入隔间内部。他将视频公开出来，画面中的确未出现对方身体。此事不了了之后，那位同学仍然在线上和线下控诉李迪。

也有人私信支持他，讲述自己忍受二手烟多年的心声，分享更多劝阻吸烟的技巧，甚至有人想为李迪办展览、拍片子——只是或许要等他们毕业后，才敢把这些作品发出来。一位来自校外的心理咨询师，则鼓励他继续投诉和抗争。

校园里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位穿着夸张的 " 二手烟斗士 " ——为了洗澡后不沾烟味，李迪常常穿着黄色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往返于澡堂和宿舍之间。连半夜上厕所也要全副武装。偶尔遇到不认识他的人，会在电梯里问，" 朋友，拍完什么片子回来？" 李迪戴着面具不便说话，只能摆摆手，或简单吐出两个字，" 过敏。"

在学校，他独来独往，几乎没有朋友。北京很大，但他能去的地方不多。为了避开烟味，他通常在国家图书馆自习；餐馆只敢吃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连锁品牌——因为这些地方对吸烟的管理很严格。回到云南老家，他最喜欢在夜晚去爬山，或独自走在田间，除了烧秸秆的几天，那里几乎闻不到一点儿烟味。

很难想象，李迪出生在云南的一座烟草小城。

当地吸烟风气很盛。他身边的男性几乎都吸烟，孩子们出于好奇，常捡大人丢弃的烟头偷吸两口。初中那年，班上有人给李迪递烟，他吸了一口，瞬间天旋地转，" 像从开了十倍速的旋转木马上摔下来，晕了好几个小时 "。

本科毕业后，李迪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烟草云南分公司，成为管培生。是母亲劝他去的——在当地，烟草公司的待遇远高于其他国企。

然而从上班第一天起，李迪就开始腹泻、呕吐。起初他以为是水土不服和温差——办公地点在一个热带县城，室外气温在 35 度以上，室内是强劲的冷气。30 多人的办公室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工位上抽烟。李迪算了下，只有 5 个人不抽。有人给他递烟，他摆手说不要，对方一脸惊讶，" 干这行的，居然不抽烟？得去学学，不然没法干。"

烟味不只在办公室。下乡检查时，八九个小时的山路，司机和同事会在封闭的车上一边晃一边抽。

大约工作了半个月后，李迪身上长满了红色的包。昆明的医生诊断为皮肤过敏，但查不出过敏原。李迪想请假做进一步检查，办公室主任以 " 诊断结果不明确 " 为由不予批准。最后单位把他下调到另一个县，24 小时值守那些非国营卷烟厂的小作坊和生产烟丝的窝点。

到了第 17 天，李迪被逼到了生理极限，决定辞职。

他先后去过至少十家公司——从律所到新媒体运营，各种岗位都试了一圈，有的是主动离职，有的是被动。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受不了的是二手烟环境。

写字楼里，总有人躲在厕所和消防通道抽烟；有的人在外面抽完，烟味也会带入室内；甚至有同事直接在工位上抽电子烟——这种别人察觉不到的味道，在李迪闻起来特别刺鼻。他开始反胃，食物往上顶，卡在喉咙里，或者直接吐出来。

这些生理反应，让他在职场上显得 " 不合群 "。

最离谱的是一次公司聚餐。那段时间，李迪被二手烟熏出了满嘴溃疡，没法笑，也喝不了酒。聚餐刚结束，部门主管就打来电话，说是老板的老婆在席上觉得他没敬酒，不给面子，让他直接走人。

李迪干过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家摄影艺术机构——他做满了合同约定的三个月。在那家机构，他向领导反馈有人在厕所抽烟。领导表扬李迪工作认真负责，但他能敏锐感觉到，那些抽烟的同事自那之后对他有了敌意。

后来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 24 岁的快递员。对方在上海工作，对烟味的过敏症状比李迪还严重，连上厕所都得戴防毒面具。最后，公司领导觉得他这样 " 丢面子 "，把他开除了。

李迪是在不断就医和排查中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各种异样反应，或许与二手烟有关。

以前在云南，他总把这些反应归结为其他原因，比如感冒。弥漫在空气中的二手烟，很难被想到是诱因。甚至作为一种气味，它本身也常常被忽略。

新冠疫情后，他才逐渐察觉到烟味——也许因为长时间居家隔离和戴口罩，使得鼻腔再次暴露在常规空气中时，变得更加敏感。到北京读研后，他的嗓子开始出现浓痰和鼻涕，说话声音也变得特别沙哑。坐地铁时，厕所味和烟味混在一起，每隔半分钟就有很酸的液体从喉咙里涌出来。

医生普遍诊断为咽喉炎，没有人会在病历上写 " 由二手烟导致 "，这些症状一律被归纳为 " 接触刺激性气味 "。医生只能建议他，尽量远离二手烟环境。

某次被烟味差点儿熏晕后，他连去了七天医院，查遍了过敏原。医生说，即便做了脱敏注射，效果也有限。但李迪还是决定接受注射，主要是针对尘螨的，疗程三年，每周注射一次。回老家时，他就把药剂装在保冷箱里，带回云南注射。

然而针对尼古丁，医院并不提供脱敏治疗的办法。

李迪每周要接受过敏注射治疗。回云南时，他就把药剂装在保冷箱里带回去注射。

李迪意识到，自己或许是一个基因的例外。尼古丁会促使一部分人大脑分泌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从而得到爽感。然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只会造成恶心和不适。这种差异在学术上被认为与人的某个染色体有关。

但他拒绝用 " 病 " 来定义自己的不耐受。

" 错的是随意释放二手烟的人，凭什么要受害者证明自己有病？" 在李迪看来，真正该被视作社会疾病的，是违规吸烟行为本身；受不了烟味，从来就不该是一种病。他有时会刷到，一些酒店的无烟房比吸烟房价格更贵，可明明吸烟房清理烟灰、除烟味都需要更多成本。

他觉得，本质上，是商家把追求健康扭曲为了 " 矫情 " 的代价。

在李迪看来，某种程度上，烟草已经异化成了职场的 " 升职器 "。

在他的老家，有的男性即便自己不抽，兜里也会揣着烟和打火机，随时准备给人敬烟。是否吸烟，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 " 上道 "，是否具有职业竞争力的关键。这种现象在程序员、医生等职业中或许不明显，但在销售、管理这类非技术岗位上尤为严重。

2024 年 5 月 11 日，珠海，政府工作人员在餐饮场所张贴禁烟标识。

让他感到恼火的是，这种文化背后无处不在的刻板印象。似乎所有人都默认男性更能容忍和接受二手烟，更有人把有关二手烟的探讨认为是性别对立。

每次进博物馆，安检员总会问李迪有没有带打火机，却从不询问前后的女性游客。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会称他为 " 姐妹 " ——似乎只有女性才有这种呼吸需求。

李迪的导师曾说，他在办公室吸烟，会先问问女老师的意见，但也只问女老师。还有一个来给李迪做说服工作的诗人表达过类似 " 绅士风度 "：如果在聚餐的包厢里吸烟，会先问问在场女性的意见，" 如果女同志都不说话，我们都开抽了 "。

李迪对这种叙述感到愤怒：这似乎默认了男老师是能够也必须容忍二手烟的。况且为什么只问女老师而不问学生呢？当他们征求女性意见时，真的是平等的询问吗？对方如果沉默，就代表接受吗？

他记得某次在警务室，他向两位女性工作人员描述自己被烟味熏得头晕恶心，其中一位女辅警突然眼含泪水地说，" 我也是，我还怀着孕呢 "。那一刻他意识到，作为没有编制的临时工，这个女辅警在职场上恐怕连 " 被询问 " 的资格都没有。

在网络上，李迪被冠以 " 高校林则徐 " 的称号。他抗拒这个称呼。

" 林则徐是大官，身居高位；我只是在自救，保护我自己。" 他说。更何况，" 林则徐 " 这个称呼最初是那些烟民用来侮辱他的，他们觉得他没事找事，故意 " 禁烟禁毒 "；支持他的人则视他为受害者——被逼到别无选择，只能通过网络发声。

可他既不想拯救世界，也不想等着被别人拯救。他说自己从始至终没有不让人抽烟，只是不想吸到二手烟。他也并非没有抽烟的朋友，有一个做嘻哈音乐的好友也抽烟，可朋友每次抽都会避开李迪。

对于吸烟，李迪有着哲学式的严谨：个人自由的限度，是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如果所有人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终只会造成别人的不自由。到头来所有人都不自由。

他有时会想，如果自己对烟味耐受，生活会不会是另外的样子？那他可能初中或高中就染上了烟瘾；大学毕业后，也许会留在烟草公司，或者去其他高薪行业，在吞云吐雾中过着一种 " 正常 " 且逐步上升的人生。

但他被自己的 " 基因 " 困住了。

李迪依然没想好将来做什么。他想过开一间书店，或者干脆彻底离开这里，去那些控烟条例真正被执行的地方，比如中国的香港或澳门，哪怕做一份体力活——送外卖，或者去便利店打工也行，只要那里的空气足够干净。

对他而言，这意味着，至少不用戴着防毒面具生活。

（文中李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