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 2 月 26 日，千余名日本陆军 " 皇道派 " 青年军官制造叛乱，历时 4 天占领日本军政中枢机构，刺杀多名军政大员，史称二二六事件。随后，东条英机等 " 统制派 " 军人，按日本天皇裕仁旨意派兵镇压暴动官兵。这一场 90 年前的军人恶斗，是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其结果是 " 统制派 " 军人崛起，建立了军部法西斯 " 国防国家 " 体制，制定出体系化的亚太征战计划。
1936 年 6 月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强调 " 整备武备 "，以便 " 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 "；当年 8 月制定的所谓《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再次确认了对外进攻性的战争原则，指出 " 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 "，即通常所谓北南并进方针。翌年，日本采用 " 制造借口 " 的惯用伎俩，发动卢沟桥事变，并按计划在上海、杭州方向登陆，开始全面进攻中国。再至 1941 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直到日本 1945 年战败投降，其陆海总兵力高达 700 余万人。
经由二二六事件强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人类史上少见的、极为狂暴的战争机器，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当年的日本军政体制及其征战半个地球的侵略史，还需特别关注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以及东亚地域的遗毒影响。
1945 年战败投降后，日本军队被解散，军事机构被撤销，和平民主力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颇为壮大。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出现战略性转变，要求日本迅速大规模重新武装，日本国力因此快速复苏，并于 1954 年以 " 自卫 " 之名重建陆海空武装力量。再有岸信介、重光葵那样的 " 战犯政治家 "，重新洗白掌控国家政治，" 新型军国主义 " 在日本渐次登场。
日本 " 新型军国主义 " 的表现一如战前，首先是在军事领域。1970 年，日本发布首部《防卫白皮书》，提出了 " 专守防卫 " 的概念，但这一原则很快被不断突破。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提出对敌方基地发起 " 先期攻击 " 或 " 抵近攻击 "，类似战时日本在《帝国国防方针》中规定的 " 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 "，" 专守防卫 " 原则被持续侵蚀。
新世纪以来，日本武装力量加速发展，相继建造了具有进攻能力的 " 出云 " 号和 " 加贺 " 号直升机驱逐舰，对外出售军事装备，并不断在东海、台海、南海生事。10 余年来，日本安倍、岸田、高市政权相继在接近中国台湾的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地推进导弹部署，炮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 " 安保三文件 "，加快强军扩武步伐，推动日本再次成为 " 能战 " 国家，且将中国定位为 " 最大战略挑战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 " 台湾有事 " 与日本 " 存亡危机事态 " 挂钩，与二二六事件后强调的 " 一旦有事论 " 一脉相承。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一书中指出，战后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与现实制度安排相结合，" 促成日本产生一个有形式变化的政军关系体制，但与 1945 年前的通行体制相比较，其本质仍将相同 "。当今日本的 " 新型军国主义 "，在本质上与二二六事件时期的军国主义元素相同，理应引起地区各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高度警惕。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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